左权中学有条“育贤路”
——兼谈抗战中的育贤学校与文脉传承
（一）
左权中学乔迁新园，倚太行而临清漳，楼宇巍然，荟萃一地莘莘学子，风华正茂，书声与朝气共鸣，浩荡生机充盈其间。
1995年起，几位在京辽籍乡贤，业成后不忘反哺桑梓，情注教育，于左权中学设立“星河奖学金”；2015年，诸君再创立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设“星河园丁奖”。这样算来，乡贤助学兴教、润泽桃李，孜孜不辍，至2025年已整整三十一载。
今左权中学新校舍初立，学校图书馆辟出一室，珍藏包括基金会“星河乡土文库”在内的各类捐赠图书，打造学子们回溯乡土之根、增强地方文化自信，进而开阔视野、观世界之大的一扇窗户。
在左权县教育局鼎力倡导支持下，于左中新校园中建“星河园”，于9月8日正式落成。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捐赠铸造的近当代诸乡贤铜像伫立于此，如灯如炬，不仅昭示一方水土的人文光辉，更似无声之师，激励后学见贤思齐，承风骨励新志，继往昔开新元。
就在“星河园”东侧，是一条纵贯校园南北的大路，名曰“育贤路”。霍亚飞校长向笔者介绍，此路是为纪念历史上的“育贤学校”而命名。听罢此言，我心头蓦然一震，一时间百感交集，思绪如潮涌，往事与现实在这一刻交叠，我似乎听到历史深处薪火相传的呼唤与回响。
左权中学新校园内纵贯南北的育贤路（霍亚飞 提供）
资料显示，左权中学创立于1945年3月，是一所以左权将军英名命名的县立重点完全中学。其前身可追溯至太行二中、晋中中学，1953年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并沿用至今。左权中学新校址位于城区小会村西，2024年建成并完成整体搬迁。
那么，迁址之前的左权中学位于何处？
新校区又为何要以一条“育贤路”纪念“育贤学校”？
这所“育贤学校”与左权中学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左权中学原址，坐落于县城中心明清两代所建州衙内，历经数十年风雨，承载着数代师生的记忆。据《左权县教育志》记载，左权县的中学教育，始于1922（民国十一年）（注1）美国伊利诺斯州友爱会开办的育贤学校，1924年因学潮而告终（注2）。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来山西省中学教育史上颇负盛名的百年老校之一——汾阳中学，校园内那些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古朴典雅，现为省级文保的校舍，即来自1915年美国卡尔顿大学及基督教公理会在 “汾州府中学堂”基础上创办的教会学校——汾阳铭义中学校；现为山西农业大学的太谷铭贤学校，是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孔祥熙受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 Ohio）委托，在山西省太谷县创办的私立学校，其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育贤学校到底是怎样一所学校？
学校告终后的老师及学生的去向又是怎样的呢？
与现在的左权中学到底有无血脉相连？
所有这些都激发起我对育贤学校及其历史事迹的探寻。
抗战时期的铭义中学校（来自网络 若有侵权必删）
铭贤学校国术团（布秉全 提供）
一、辽邑近现代中学教育的开始
左权县，深居太行山腹地，历史上曾有轑阳、辽阳、辽山等二十二个称呼，早在《禹贡》中已见其踪。隋开皇十六年（596年），这片传说中由颛顼之子祝融建城的古老郡邑，得“辽州”之名。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辽州升为直隶州，统领太行要冲，辖和顺、榆社二县。民国初改州为县，称辽县；至1942年，为纪念于此壮烈殉国的左权将军，这片热土从此永远镌刻上了英雄的名字。
库范格夫妇
1912年5月，已经在山西工作四年的美国友爱会传教士，在辽县成功租到一所房子。6月14日，席尔恩（George. W. Hilton）夫妇和库范格（F. Crumpacker）经过长途颠簸跋涉，抵达辽县。他们觉得“辽县的人非常友好，县里的官员两次访问传教士，请求教堂就绪后做礼拜要通知他们。许多妇女还送来自制的小礼物，表示友好” （注3）。
拥有1800年建县历史的古辽州，至此悄然推开了与远方世界对话的一扇窗——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相遇，正在寂静的太行山谷中，悄然发生。
此时，深藏于太行山间的古老边邑，正与整个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经历着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激荡、军阀割据混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太行、进驻辽县并在此扎根——这一切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都在这里真实地上演。
在此期间，传统守旧势力仍竭力维系等级森严的旧制度，而新兴知识分子与新式财富阶层则试图推动新秩序的建立。各方军事力量更迭对峙，尤其是日本侵略者所带来的残酷战争，深刻搅动着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友爱会进入了辽县。接连不断的社会变革与战争动荡，导致饥寒交迫的贫民、遭受战争摧残的受害者，以及因传统信仰体系瓦解而迷失方向的人们大量涌现。然而当时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却无从谈起，苦难之中，人们无所倚凭。这一切，既是不幸，也成为了跨洋善行得以发生的时代注脚。
自友爱会传教士到来之后，以慈善、救助与教育为途径，切实地为这片土地上彷徨无依的人们带来温暖与希望，仿佛在迷途中为这里人们点亮了一盏明灯，打开了另一只眼。至1940年全部撤出，在这29年的岁月中，传教士们在辽县传播的爱、宽容与平等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道主义精神的生根发芽。
友爱会倡导卫生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渐打破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开化民风，尤其推动底层民众——特别是女性——走进课堂，接受教育，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视野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为本就淳朴善良的太行山民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可能，更以行动激励这里的人们，勇敢地走向一种更自主、更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席尔恩曾这样回忆初抵辽县时的印象：这座小山城囿于群山环抱，信息的传递常因重峦阻隔而迟滞，人们所知的世界，总比山外晚上几分。
将全部热爱与生命奉献给辽县并长眠于此的开兰阁，始终致力于倡导女性独立。她不仅开创了本县女子教育之先河，更首次在这片土地上引入现代幼儿教育的曙光。她曾说：“这里的文明仍相当滞后。孩子与父母们的生活，显得贫瘠而空虚。我们愿尽己所能，帮助他们从内心寻得真正的快乐。”
开兰阁女士
辽县幼稚园的老师与孩子们
侯其荪女士（Anna M. Hutchison）是在辽县工作时间最长的传教士，她对这片土地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她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
我们始终竭尽所能，以最明智的方式拯救灵魂——这是我们的使命。若有人问：“这值得吗？”我的回答是：“值得！那为自由与完全救赎而欣喜、赢得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引领众人走向正义，他们必将如繁星般永远闪耀，永世不灭！”（注4）
怀揣如此信念，他们抵达辽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这里的孩子们创办一所学校。
侯其荪女士
友爱会委派布莱特（J. Homer Bright）主持办学事务。历经两年多的筹备，他们先后在辽县城内及东关建起两座新式校舍，创办了“育贤学校”（男校，1913年）与“培贞女校”（1914年）两所完全小学。除招收富家子弟外，学校尤其注重动员并接纳贫苦家庭的孩子入学，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命运。生源不仅来自辽县本地，更覆盖榆社、武乡、和顺、武安、沙河、邢台、黎城、屯留等周边地区。
1916年的育贤学校男校学生
育贤学校的男教师们
辽县育贤学校的师生们
育贤学校常年维持3个班级，学生约60余人；“培贞女校”则设4个班，有学生20余人。这些学校不仅传授文化知识，更注重孩子的身心成长与劳动教育：每周安排3小时体育课，为学生接种疫苗，并系统培养他们洗脸、梳头、洗手、刷牙、洗衣、整理房间等卫生习惯，表现优良者还会获得一块香皂作为奖励。在这里，贫寒学子既能接受教育，也能吃饱饭、健康成长。
女校所设课程颇为多元，除朗读、算术、写字、地理、历史、语文、中国礼仪、英语、音乐与圣经之外，还须背诵孔子、孟子等中国传统经典篇章，以及节选的赞美诗与圣经内容，并每周安排两次缝纫课，兼顾文化教育与实用技能。
1919年辽县培贞女校主楼
1936年，辽县育贤学校高级第二十班学生毕业留影（左权县档案馆 提供）
中国历来深受“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影响，传统书院与私塾教育中，“劳动”一类课程几乎从不被重视。然而，育贤学校的负责人布莱特早在1913年便这样写道：
学生应当参与一定程度的劳动。学校附近有一片空地作为操场，使他们得以远离街巷，安全地锻炼身体。但他们更需认识到劳动本身的神圣性——唯有如此，未来才能以信誉从事工作。这不仅关乎谋生能力的提升，更是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注5）
恰在此时，民国山西政府发行了一本名为《人民须知》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装帧极为简朴，印量巨大，免费向民众发放，旨在传达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与政策。政府要求做到“户户皆有，人人皆知”，以此推行一种在当时被称为“强迫教育”的义务教育模式——这在当时还是极为新鲜的事物。《人民须知》以朴素平实的语言向民众解释道：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这样的教育思想与政策，虽带有些许“强迫”色彩，却与友爱会普及教育、关爱贫弱的理念殊途同归。正是在这般政策倡导与推行之下，育贤学校得以招收到更多学生。一位名为塞斯（N. A. Seese）的美国人通过实地考察后写道：
过去数年间，教会学校积极招收富家与贫寒子弟，以实际行动展现全民教育之价值。中国人已逐渐意识到，若十人之中仅一人识字、余者皆文盲，则国家难以进步。他们正在觉醒，教育不仅是权利，更是国家振兴之基石。
一旦觉醒，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愿意在教育上投入更多资源，甚至不惜付出更大的代价。1921年，育贤学校设立中学部，招收了首批19名初中学生。至1922年，全校学生总数已达325名，其中中学部人数增至40余人。
这不仅标志着辽县教育史上本土中学教育的开端，更意味着育贤学校成为左权县现代中学教育的奠基者。育贤学校累计培养的千余名毕业生中，涌现出大批英才，他们构成了本地第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不少师生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典范，尤其在抗战时期，为辽县乃至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育贤学校的办学精神与文化血脉，早已深深融入左权中学的传承与发展之中。在校内设立“育贤路”，既是对那段别开生面的办学岁月最深切的致敬，也是对为左权县那一代知识分子先贤的永恒铭记。这条路，不仅连接了两校的物理空间，更贯穿起百年来不曾中断的文脉传承，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走向光明与未来的脚步。
二、育贤火种
在辽县的历史星空中，有一位女性如启明星般闪耀——她不仅是辽县第一位女中国共产党员，也是辽县首批中共党员之一，更是本地第一个基层党支部的重要成员，以及辽县妇女群众运动的主要组织缔造者。
她，便是育贤学校的女教师王善玲。王善玲1919年生于辽县，因父亲在友爱会任校工，她自幼便有机会进入育贤学校读书。在当时闭塞落后的大行山区，莫说是贫寒之家，即便是殷实之户，能让一个“小闺妮”出门读书，也堪称一项非凡的选择。
王善玲的女儿史小因在回忆母亲时这样说道：“教会学校费用低廉，母亲从辽县育贤小学毕业后，先后辗转保定同仁中学、汾阳铭义学校以及通县官育女子中学（后并入潞河中学）继续学业。后来因家中实在无力负担，她才重返辽县，回到育贤小学成为一名教员。”
一个人的思想认知，犹如登高望远，非一成不变。每一次新的学习与经历，皆是对既有认知的洗礼与重构，随着眼界拓宽、知识积累，使人不断超越自我局限，看见更高处的光。
于是，心之所向，不再囿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渐与更辽阔的时空相接。追求者，遂不再只是温饱安逸，而是精神的充盈、人格的完成，乃至对他人、对社会能有所助益。这既是人性向上之本能，亦是文明传承中最为动人的部分——我们始终在眺望更远的地方，并为之举步。
1936年，中共党员史怀璧被委派到辽县工作，利用牺盟会这一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做掩护，秘密地把一批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1937年，时在辽县育贤学校当教员的王善玲，进入史怀璧的视野，她和辽县县立高小校长冯瑞如、教员杨尚宇三人，经史怀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世纪40年代的王善玲与史怀璧夫妇
入党仪式在辽县县立高小正厅东里间举行，史怀璧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画上镰刀斧头，然后领着新党员，对着这样的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辽县县委建立后，将辽县第一批党员组成党支部，冯瑞如任党支部书记，杨尚宇分管组织，王善玲分管宣传工作。辽县第一个基层党支部由此诞生。
凭借走出大山的勇气与求知的热忱，王善玲成长为一位思想进步、追求女性独立与平等的知识女性。她不仅承担起党组织的宣传工作，更成为辽县妇女群众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她在所任教的育贤女校，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真理与女性自主意识，激励一代新人走向觉醒与抗争。她曾这样回忆道：
我在1936年冬参加牺盟会后，民族觉悟有了提高……我抛头露面同男同志一起工作，难免引起同事们的嘲笑、社会上的诽谤以及父母的担忧，开展工作是不容易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利用多种机会接近学生，启发她们的抗日意识。例如，带领几个高年级学生到牺盟协助员同志们的驻地请教问题，礼拜天下午带领住校学生到城外郊区游玩，给学生们讲解妇女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能达到男女平等的道理。
1937年5月，在中共山西省工委负责人李宝森的协助下，“辽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正式成立。这是辽县历史上第一个妇女抗日群众组织，由王善玲担任主任，育贤小学女子部学生申锐真任副主任，委员还包括育贤小学退职教员杨宜莲、女子部教员宋玉如等人。
以育贤学校师生为核心的妇救会，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她们带领高年级学生孙婉、温世新等，手执三角小红旗，奔走于城关街道与附近乡村，时而教唱抗日歌曲，时而演出街头剧，以多种形式唤醒民众。
这些育贤学校培养出的“育贤之花”， 在国难当头之际凌寒绽放，愈发显得坚韧耀眼。她们中，既有持续奋战在宣传一线的师生，也有在“辽县友爱会惨案”中英勇就义的育贤女校教师刘金兰、潘美馨，以及女子道学院的张淑梅、宋淑德、程玉等人。她们无一不是太行的女儿，是这片山水中永不凋零的骄傲。
除此之外，王善玲还是辽县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她凭借育贤学校教师的身份，积极组织友爱会所属学校及医院中的进步人士成立学习小组，由育贤学校副校长李成章任组长，校长王桂荣与医院医师王玉岗担任副组长。
辽县育贤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第四排左一为李成章（李文焕）
由此可见，在全面抗战初期，友爱会的本土教徒已积极融入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步师生们的参与，使育贤学校的抗日情绪早在日军铁蹄踏破辽县之前，便已悄然酝酿，且日益高涨。
在革命斗争的淬炼中，王善玲不断成长，先后担任山西沁县决死队一总队工作队组长、妇女工作队代分队长、沁县牺盟会协助员，山西三行政区及太岳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太岳一分区妇救会主任，太岳区二地委工作团组长，太岳区二专署文教科长、督察员，以及山西晋中区党委妇委委员等职。她与革命引路人史怀璧在并肩战斗中结下深厚感情，最终结为连理。
新中国成立前夕，王善玲随史怀璧及接管北京的大部队一同进京，此后历任北京市企业局人事室主任、北京市劳动局研究室主任、国家劳动部劳动争议处理司处长、副司长，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等职。她将自己的整个青春与毕生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国家与人民。
自1912年起，美国友爱会在辽州历经25载耕耘，一步步走向辉煌。然而至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华北，辽县县城先后于1938年4月14日、1939年1月30日及1939年7月7日三次沦陷。最后一次失守后，日军更占据辽州城长达五年之久。
战争初期，美国身为中立国，在辽县的友爱会传教士亦试图保持中立立场。但他们多年与中国百姓朝夕相处，有的甚至在此生儿育女，早已将中国——尤其是太行山区——视为第二故乡。这份深厚的情感，使他们难以真正置身事外。尽管如此，传教士们仍希望借助“中立”身份，尽己所能保护更多战争中的受难者。
1939年，日军占领辽县县城后，在友爱会负责人王普霖（Ernest M. Wamplers）的安排下，友爱会医院和育贤学校毅然停止日常运作，全面转为难民救济营，收容并救助了大量战乱中的百姓。由于人手严重不足，且许多难民分散藏身于深山沟壑之中，王普霖果断作出“烽火驰援”的决定。他致信美国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友爱会总部，呼吁支援。当时正在曼彻斯特大学读书的索万喜（Howard Sollenberger）毅然暂停学业，主动请缨，远渡重洋返回中国辽县，协助友爱会向逃往深山的难民发放救济物资并提供医疗救助。
图为聚集在辽县育贤学校男子学校的灾民。该校由美国友爱会1914年创建，原位置在县城东关挺崖边
日军占领辽县后，聚集在辽县友爱医院的难民们（友爱会总部 提供）
为什么说是“重返”呢？原来索万喜早在1919年8月年仅两岁时，便随传教士父母奥利弗·克拉克（Oliver Clark）与黑兹尔（Hazel）远渡重洋来到山西平定。
1929年，12岁的索万喜随父母迁至辽县（美国人称“辽州教区”）。从12岁到19岁的八年间，除在通州潞河中学求学外，索万喜大多时间在辽县育贤学校学习与生活。他说一口略带京味的太行山方言，喜爱上山打猎，几乎踏遍周边所有山川，自称“比辽县人更熟悉辽县”。
开兰阁、侯其荪以及索万喜的父母等传教士，时常造访位于北寺巷南段的李氏宅院（李棣华、李成章家族），与李家成员亲切交谈，往来甚密。李棣华生于190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是民国时期辽县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幼年时，他常听到家中往来的传教士用英语交谈，觉得十分新奇有趣，由此自小就对英语产生浓厚兴趣。后来，他在高等学府系统学习英语，这项语言能力在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外事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他报效国家、贡献才智提供了独特优势。
1937年，索万喜一家离开太行山返回美国。时任辽县私立敬诚女子小学校长的李润棠（李棣华、李成章的堂叔）与他们深情话别，并赋诗相赠。
李润棠与索万喜父母以诗赠别（王晋保、王宁 提供）
索万喜与李棣华、李成章自幼交好，这份友谊在战火中更显珍贵。在他后来的“烽火驰援”行动中，正是通过这两位好友，索万喜与中共及八路军取得联系，使得救援物资和药品得以顺利送达最需要的难民与抗日部队手中。当时，李棣华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担任教育科长，而李成章则在敌占区辽县城内的育贤学校照顾孤儿，并秘密开展抗战地下工作。
索万喜和李棣华（左二）、龚澎（右坐者）女士在八路军王家峪总部一起探讨战时救济问题（照片为索万喜 摄，王晋保、王宁 提供）
从1938年8月至1940年10月的两年间，索万喜四次无私驰援，救助因日军暴行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为筹集和运送资金，跋涉于沦陷区之间，搭乘各种交通工具甚至徒步穿越十余省市、上百村庄。在救援过程中，他不幸感染斑疹伤寒，几近丧命，历经艰险，可谓九死一生。
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热血青年”（good red blood），在太行山奔走救援之时，接连听闻日军攻占广州、汉口等重要城市的消息。眼前惨状与远方战报令他悲愤交加。曾经不愿服兵役的索万喜在愤怒中写道：“每当我眼前浮现燃烧的城市、流离失所的难民，我就恨不得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炮火之中，与中国人一同受苦！恨不能立即加入中国军队，投身战斗！”
当时辽县的共产党政府也在积极救济饱受战争危害的人们，于是与友爱会商定要尽力合作，不重复救济。中共政府邀请教会的几个人做他们的救济顾问，并邀请侯其孙（Hutchison）、王普霖与两名当地教徒直接参加他们的救济工作。
1939年8月8日，索万喜（左二）和聂志豪（左一，育贤学校小学毕业后由铭贤学校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刘春荣（右二，育贤学校小学毕业后，到铭义学校读初中，时在潞河中学读高中）及李成章（右一，育贤学校教师）驰援途中在辽县附近的临时山区指挥部（图片应为田雄才 摄，王晋保、王宁 提供）
第四次驰援，当索万喜筹集到资金，终于出生入死穿过封锁线重返辽县的时候，却不能回到近在二三十公里的他和父亲在辽县城的家。这期间，他和王家庄一位叫杨天培的布道者讨论宗教和共产主义。他希望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他相信他们已经播下一些能结出果实的种子。
2025年8月23日23时26分
注释：
1、据友爱会可靠资料应为1921年。
2、《左权县教育志》，第57页。
3、GEO.W.Hilton.Our New Station. The Missionary Visitor,1912.。来自《史志 学刊》2015年第5期，总第5期：《美国友爱会在山西的传教历程》，作者刘安荣。
4、见《The Missionary Visitor 》，1913年。
5、见《The Missionary Visitor 》，1913年。